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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的形成、演變及思想内涵

編輯:今日特马结果  時間:2012/04/13  字号:
摘要:婚俗的形成、演變及思想内涵
“哭嫁”為中國盛行的一種婚禮儀式。将為人妻的新娘,對着親人悲歌恸哭,直到揮淚上轎。此俗産生甚古,起源于掠奪婚,并曆經種種婚姻形式。
  人類史上曾有這樣的記錄:考古家發現十萬年前,歐洲有一個種族,學界稱其為尼德特人。遺留的骨骼化石表明,該人種身材高大,體魄強健,在原始人群中頗有先天的優勢,可是,後來他們神秘地消失了。科學家們百惑不解,他們到哪裡去了?他們的後裔是現在歐洲民族中的哪部分?可就是找不到,現代歐洲民族哪一個似乎都與他們沒關系。經過考古和人類學家、民俗學家的共同努力,謎終于找到了,他們消失了。消失的原因,既不是天災,也不是病魔,而是兩性生活無規則的惡果。無約束的雜婚,為争奪異性,氏族内部成員相互拼鬥殘殺。成批年輕力壯的男女慘死在性的争鬥中。最後,終于一蹶不振,日趨衰落,直至消亡。
  人類不擺脫這種獸性的雜亂群婚,是無法再發展的。中國大地上的先民較早意識到兩性生活無約束的危害,同樣也逐步覺察直系血親聯姻帶來的人種退化。因此,不得不對獸性式的兩性關系實行一定的禁忌、限制。這些禁忌、限制,獲得了公認,遂成了種種的婚姻習俗。
  首先産生的是對群婚本身的一定約束,禁止同支系的男女過性生活,要求遠系姐妹們與另一遠系的兄弟們共婚,這是亞血族群婚。這個時候,蘧氏之民,雖仍隻知其母,不知其父,但從血緣上,把父母隔得遠了,有利于子女種族的健康發展和人性對獸性的掙脫。至黃帝時代,普遍實行族外婚姻,這從遠古傳說的帝王的姓氏中可見一斑。遠古帝王,大概是從母得姓。如神農、黃帝,皆為少典的後裔。而神農姓姜,黃帝姓姬,都因母姓不同的緣故。
  為了得到外族女子為妻,光靠和平地交換是遠遠不夠的,我們的先祖,也不得不以武力的強暴,到他族掠取足夠的女子為妻,掠奪婚習俗出現了。古文獻《易經》中有三首爻辭,大約是上古的民歌,對此作了真實的描繪:“贲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現漢字之“婚”,本身凝聚了遠古先祖兩性生活的一種遺俗。婚字為“昏”。搶婚雖随時可行,終不若黃昏或夜間之為便。騎着馬,挾着弓,乘人休憩不備,以暴力求婚媾,女子豈有不哭之理。這種因被擄的驚恐、痛苦而發出的呼救之聲,便是現在一般哭嫁習俗的原始形式。以後新娘或憂或喜、或假或真的哭泣皆為此呼喊的延續。
  “哭嫁”是一個特定的曆史文化現象。人類社會發展史告訴我們,原始社會初始,行群婚,知母不知父,孩子跟随母親生活,屬母方族團,血統按母系汁算。後來逐漸向個體婚制過渡,産生了父親的觀念,但在母系制度下,男子到妻方生活,處于服從命令聽使喚的地位,所生子女仍屬母親的族團。原始社會後期,男子在生産勞動和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提高,男子外居不利本集團的發展,于是男子留在本族,讓女子出嫁,社會即由女性中心進化為男性中心,女子失卻了原有的至上地位而淪為男子的附庸及所有物。正如恩格斯所說:“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失敗。”女性自然不會甘願為男性所制轄。不屈的意識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積澱于女性的心底。于是便有了女子出嫁時候的哭。
  由此可見,萌芽期的哭嫁的淚水至少溶合了兩方面的内在動因:一是對男權思想的憤憤不平,二是追戀母系氏旅社會。如果說在知母不知父的年代,男性不可能有自身權力的要求,性别的差異并沒有被強烈的意識到,兩性間無矛盾可言的話,那麼,哭嫁便顯示了性别自我意識的覺醒與社會性别差别的沖突,也就是女性自我意識與男尊女卑觀念撞擊。此時的婚姻無任何性愛可言,純粹是為了傳宗接代,女性成為男性洩欲及生育之工具。然而,他們的性别優越感并未因此而泯滅,性别的支配欲同男性一樣強烈,曆史的榮耀返映在她們身上的光澤還末消盡。這種願望與現實的鮮明反差,使得她的淚水散發出的是十足的楚苦和悲酸,而不是其他的味道。
  哭嫁始于掠奪婚,不僅未随掠奪婚之消亡而滅迹,反而經曆奴隸社會進入封建杜會,愈來愈盛,其内涵更為豐富,演變為一種婚俗。哭嫁到了成熟期,且哭且歌,種類繁多。
  奴隸社會,男女兩性間的權力平衡不僅在現實生活中,且于觀念上都被徹底打破,女性原先那種留戀母系社會之心态不複存在,唯有默默承受名目繁複的來自男性的壓迫。于是,哭嫁習俗得以傳承的本質因素羼入了新的内容,發生了質的變化。
  掠奪婚雖不複存,迎娶新娘之手段不再訴諸武力,但随之相繼而至的買賣婚、服役婚、交換婚、聘娶婚以及其他特殊的嫁娶形式,皆剝奪了婦女自由選擇配偶之權力,為哭嫁習俗的滋長營造了“優越”的社會環境,即使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買賣包辦婚姻或變相買賣婚仍時常死灰複燃。在“哭嫁歌”中,嫁和賣往往為同義語,姑娘成為商品,在媒人的穿針引線中四處兜售。“人家放女選兒郎,伱們放心選家當,拿到女兒做買賣,不管女兒#下場。”(四川“哭嫁歌”)嫁女隻為賺錢,性愛蕩然無存,乃是對人性的最為嚴酷的摧殘。“女”和“嫁”被強行扯合在一起的“嫁”,女子豈能不哭。婚姻與性愛分離卻同家法族規結合,成為婦女性愛生活的桎梏。哭,乃性愛欲望的摯熱與婚姻現實的冰冷互相觸及的必然暴發:既是對婚姻悲劇的絕望和無奈,又是對封建家長制壓抑性愛的反抗。性愛與婚姻的矛盾為封建時代激發哭嫁習俗傳承的最基本的内在動因。
  性愛根植于人性,“人為情死,鳥為食亡”,貴州流行民歌有:“妹的門前—棵梨,一刀切斷兩頭齊,甯願和哥刀下死,不願和哥兩分梨(與‘離’諧音)。”求之若渴的性愛,與婚姻沖突,得不到滿足,青春則黯然失色;踏上婚途,無異向火坑邁進,則哭所必然,這等哭聲,最為令人撕心裂肺。
  婚俗的形成、演變及思想内涵其嫁而悲,悲而哭,而其宣洩之情并非失去性愛的哀憐、絕望,恰是對封建包辦婚姻的怨恨、憎惡。其讨伐對象主要不在父母,而指媒人。父母畢竟于自身有養育之深恩,加之于封建家長制的熏染,遷怒父母,難免遭衆人奚落。媒人是婚姻的撮合者,在新娘眼裡,為罪魁禍首。她們将自己的一腔怨恨傾噴于媒人身上:“拿錯兒字配錯人,絕子絕孫做媒人,做仔格頭啥媒人……良勿良仔莠勿莠,是侬格頭媒人做勒大勿好,我勿怪東來勿怪西,隻怪是侬大媒相。”罵得如此尖刻,痛快淋漓,矛頭實對封建包辦婚姻,媒人不過是舊婚姻制的替罪羊。這種充溢控訴意味的哭嫁,将個人的不幸和封建婚姻制度聯系起來,這就使得哭嫁具有曆史的現實的意義;被剝奪了性愛的新娘們,以自身的境遇,伴随振聾發聩的哭訴,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惡。盡管仍舊以婚嫁告終,性愛被淚水淹沒,沖突變為屈服,但自有婚姻嫁娶以來,婦女便以哭嫁這一合理的方式,在—片喜慶聲中,為女性的婚姻自由唱着執着追求的歌。
  女子嫁到夫家,女子又要承受另一種沉重的精神負擔,即生離死别之情。要離開父母,離别從小青梅竹馬的兄弟姊妹,眷戀難舍,悲由此生。
  哭性愛的夭折,為封建禮教所不容,因為男女受授不親的道德觀念腐蝕着人們的頭腦,談情說愛,自尋婆家被視為羞恥、越軌之舉。“将仲子兮,無逾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此明顯地透露出處于封建禮教氛圍中的女性對待性愛的尴尬心态。她們更多的是将性愛的渴望及不幸溶入淚水裡,積沉于心底,而不能痛痛快快地盡情洩發。然而,傾叙親人之戀情則為天經地義,符合封建倫理的忠孝觀念。于是在“哭嫁歌”中,發揮得最淋漓盡緻的為姊妹對哭或母女對哭。其情深意切,催人淚下,感人至深。毛南族女子出嫁,啟程時唱《出門下階歌》:
  生來是女要出嫁,離爹離娘好心疼。
  躲在娘肚九月整,一世難忘養育恩。
  思來想去淚淋淋,服侍父母不到頭。
  侗族母親在女兒出門上路時唱道:
  女兒服侍别人去,丢下娘親怎忍離。
  娘我病了誰遞水,雁邊屋頭叫苦凄。
  女是娘身上一塊肉,一旦分離,娘自然難過;女在娘的愛護下長大,“再好的婆抵不過醜(壞)的娘”。此情此景,在婚禮的特定環境中,當是最易宣洩,最需抒發的。感激、牽挂、歉意和憂慮等等複雜的情愫萦繞于母女心胸,不吐不快。
  出嫁,本會帶來母愛與性愛之沖突。哭而嫁,是母愛的退化,性愛之勃興,是性愛對母愛之超越、升華。此為生理成熟之必然,情窦萌動,喜由是盛。然而,封建禮教束縛下的婚姻,卻使出嫁的意義産生質變,帶給新娘的是雙重失落:性愛沒有實現,母愛也一去不再複返。嫁而哭,乃性愛和母愛雙雙成熟後被強行驟然扼殺的絕望呐喊。性愛和母愛這兩個永恒的主題,随着哭嫁的終止而從女性的生活中漸漸地消失了。而“三從四德”、“嫁狗随狗,嫁雞随雞”的從夫依夫靠夫的思想,竟然成為女性開始新生活的主要精神支柱。可見,在人類所有表情行為中,哭嫁的悲劇意識應是最最豐富和濃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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